当地时间4月7日，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经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出任美国第116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这将使杰克逊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继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和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之后的第三位非裔大法官，同时也是第六位女性大法官。

据美联社4月7日报道，杰克逊获任大法官将为民主党人提供喘息机会，虽然这并不会改变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但仍将是拜登在最高法院上留下的一份政治遗产，也让他履行了2020年作出的提名第一位非裔女法官的竞选承诺。

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Jen Psaki）在参议院投票后表示：“这对白宫和美国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是总统对国家做出的承诺的兑现。”

无法比拟的多元视角

杰克逊将取代今年1月决定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在她就任后，最高法院将保持目前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形势，保守派仍在最高法院占绝对主导地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杰克逊作为国家最高法院新任第九名成员将是无关紧要的。《卫报》刊文分析称，相反，她将为美国司法界带来丰富的现实社会知识和个人叙事，这是其他司法人员所无法比拟的。

在杰克逊的这些特质中，最重要的是其历史地位，她是自1789年最高法院创立以来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她作为非裔女性的个人故事和其多样化的法律经验将会产生影响。”民权律师诺林·法雷尔（Noreen Farrell）指出。

法雷尔认为，鉴于杰克逊曾任联邦公设辩护人，故她的影响在刑事司法案件中可能尤其明显——这将使她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唯一一位曾代表被告的法官，“作为代表贫困客户和司法系统中被差别对待的人的辩护者，同时自己也来自有色人种社区，杰克逊将为法院提供新的视角。”

“法官所看到的往往是由他们的经历所塑造的。”《华盛顿邮报》援引布伦南司法中心司法项目主任艾丽西亚·班农（Alicia Bannon）的话称，“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代表弱势的被告，会让法官对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如何运作，以及其中潜在的不公平或障碍形成重要的看法。”

班农指出，提名杰克逊表明拜登兑现了他将为联邦司法部门带来更大的多样性的承诺。“我们看到，具有公设辩护人背景或民权背景的人被提名到下级法院的比例（相较之前）也要高得多。”班农说。

美国司法界的观察者已开始深度预测杰克逊将会代表怎样的意识形态，结论也多以左倾或相对左倾为主。但事实证明，由于大法官是被终身任命的，其意识形态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从1988年到2018年任职的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是被时任总统、共和党人里根提名的，但在平权行动、同性恋权利和堕胎等社会问题上，这位曾被视为“共和党遗产”的大法官经常站在自由派一边。

在对抗和妥协中找到新的道路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杰克逊曾将自己描述为“（上世纪）70年代的孩子”，这意味着她拥有的是其父母那一代通过抗议和静坐争取到的平等和机会。“我的父母会教导我，与他们必须面对的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不同，我的道路是明确的。”现年51岁的杰克逊回忆道。

杰克逊的大学室友妮娜·科尔曼·西蒙斯（Nina Coleman Simmons）认为，无论是在大学、法学院还是一系列引领杰克逊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工作中，她非常清楚地在激进抗议以表达诉求和漠然无视问题这两种态度之间划出了属于自己的中间地带。

举例来看，2013年，杰克逊在国会参议院就有关公共高等教育中的种族意识发表见解时表示，最高法院此前曾强调“必须及时限制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假设相关学院在不使用平权政策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建立多元化的学生群体，那么她对此没有意见。这一回应让与她隶属同一阵营的自由派人士感到不满。

“她总是那个试图找到中间立场的人。”西蒙斯说，“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她太过中间派，他们会发问，‘杰克逊足够有非裔精神吗？’”

杰克逊自己则表示，她了解激进行动的力量。“尤其是对于美国黑人来说，1970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她于2020年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时说道，并指出“对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那是过去十年的辛勤工作——游行、抵制、静坐、被逮捕——终于结出了果实的时候。”

在提及参与反歧视活动时，她认为不能让自己投入100%的抗议模式，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当我们忙于做所有这些非常崇高的事情时，我们失去了在图书馆学习的时间。”她向芝加哥的学生们指出，“这对我们是多么不公平。”杰克逊强调，这正是那些挑衅非裔学生的人想要的：让他们分心，以至于他们无法在课业上有所成就，从而强化了他们无法适应顶级学府学习强度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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