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男子石某宇下班后在家加班，突发疾病倒地，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对此，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石某宇的妻子田某静不服，提起诉讼。一审败诉后，田某静上诉。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判决：应当视同工伤。

二审法院根据法理，有力维护了个体权益，这一判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但其中的个体维权过程之曲折与艰辛，让人深为感慨。

“工伤认定难”是由来已久的现象，该案不过是一个缩影。去年11月，某知名企业员工猝死在出租屋引发舆论关注。其后，企业对该员工家属予以一次性赔偿。但关于过劳死的“工伤认定”却遭“卡壳”。法治日报报道过，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涉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申诉案件800余件，其中涉及工伤认定、工伤保险类占比超过80%。

《工伤保险法》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认定为工伤死亡。但过往争议，多纠缠于“48小时”“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概念。辨析和厘清相关概念，至为关键。本起案件中，二审法院便特别强调，因工作需要，职工下班后在家继续通过微信处理工作的，同样应当包含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工作岗位”范畴。

鉴于工伤认定的不易，在相关部门强化职工权益保护、加强监督的基础上，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发力，为职工权益保护增强补漏，很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一，消弭工伤认定纷争，立法层面可以有所作为。例如，现实中，工伤认定“48小时时限”问题，常引发一些矛盾和问题，有时会陷入“继续抢救”还是“放弃抢救”的残酷选择。而在疫情背景、高科技语境下，员工背负工作任务在家上班，实为寻常场景。对“工作岗位”的诠释，需更为清晰，“视同工亡”的法律边界亦应更为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今后的修法，可以将相关问题考虑进去。

其二，以司法层面的权利救济，为劳动者内心注入力量和信心。司法层面的权利救济，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需要特别加固。法院加强“把关”，避免“错判”，是关键路径。而检方的依法介入，也是极为重要的救济方式。去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件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行政检察监督典型案例，其中，检方抗诉后终令工伤认定落实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各级检察机关切实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维护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可以帮助劳动者扭转不利局面，消解“工伤认定难”之痛。

总之，个案的“胜利”不足喜。在个案的“胜利”之外，我们特别需要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提档升级”、营造有利氛围。我们要的不仅是用心用力呵护悲伤的个体、通过“以案释法”提醒和劝谕用人单位和相关部门更为理解法律精神和关切职工权益，还要致力于形成关于工伤认定的法理共识和保障，以抵御糊涂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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